即将到来的2023年,是具体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如何理解“中国式的现代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万众瞩目、关乎“新时代”、涉及长远发展战略的重大历史课题。在2022年12月28日上午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创新大会(2022年会)上,著名学者郑永年所作的主旨报告发言《以改革开放创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内涵做了进一步的解读,奉献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其中,既有重大的理论建树,又不乏对实践路径的预判。一些崭新的学术观点,可谓高屋建瓴、独辟蹊径。郑教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报告,令人振聋发聩、为之警醒的同时,也让人们对“以改革开放创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和方向豁然开朗、充满信心。一些崭新的学术观点,更是难能可贵。我们秉持“世界创新大会”在学术成果发布上,力求“原汁原味”的一贯理念,特将郑永年教授的主旨报告发言整理成文字,作为”世界创新大会2023新年献词”,供大家参考。全文刊发如下:
以改革开放创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在第五届世界创新大会(2022年会)上的主旨报告发言
2022年12月28日上午
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各位嘉宾:
大家上午好!
首先,非常高兴出席第五届世界创新大会,尤其是谢谢建超秘书长老朋友的邀请,有这个机会就“创新”和“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个课题,谈一下我的看法。这些看法也不见得成熟,只是考虑到了、思考了这些问题,先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供大家批评。
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通向未来的方向性概念,即通往2035年基本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样一个方向,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
我想,“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提出来以后,总会有些重要指标吧。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经济是基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最最重要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35年应当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我想,至少应当到今天“亚洲四小龙”最后一位中国台湾的水平,也就是人均GDP二万七或者三万美金左右。
我们去年底,人均GDP也只有一万二千美金。我们是从80年代初人均GDP不到三百美金,到现在的一万二千美金,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要想从一万二千美金走向二万七、甚至3万美金,有一段很远的路程要走。
如何走向一个新的经济阶段、形成新的经济格局呢?
我想,简单的“数量型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未来还是要通过“质量型的经济发展”。那么,“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呢?主要还是依靠“创新”。
创新,在世界范围内,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说,实际上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个就是技术的创新,另外一个就是体制的创新,这是两个互相依赖、互相强化的创新。
今天我们召开“世界创新大会”,我们应当提倡创新,推动创新。但是,我们的“创新”还是提倡得不够,推动得尤其不够!
现在中国碰到的经济困难,大家都是知道的。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的讨论中有一点儿“病急乱投医”的现象。具体说,有两种思路:
一种思路,还是回到比较传统的方法,继续搞传统的基建。现在,房地产“再一次成为支柱产业”了。我个人从一开始就一直反对这种说法。中国的房地产走到了今天已经出现很多问题,在未来如果还是被作为支柱产业,我并不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就能走向高质量发展。
如果能救急,那还可以考虑的。但如果从长远来说的话,我想很难这么说了。我以前就一直在说:“社会保障、医疗、教育、房地产”这些都是社会性很强的几个领域,不管哪一个国家、一旦把这些领域当成支柱产业的话,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了,社会就将变得更加不公平!
另外一种思路,就是大家也没有想法,就是都在做PPT,在PPT里做幻想。没有人可以回答就我们的实际能力能做些什么、达到什么目标。讨论中唯一没有讲或者讲得不够的就是“改革”。
我们传统上一直讲“改革、开放、创新”。我想,我们要走中国经济的下一程,如果像今天思想市场上所流行的这些传统方法,或者对未来而言画一个大饼,那么可能不仅不会使中国经济变得更好,反而会变得更坏。
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急需要一个“新的思维和新的解决方案”。
我前段时间到浙江去考察,就深有体会。浙江省已经提出了一个“体制改革的新思路”。他们的领导认为: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贫穷社会”转型到现在的“全面小康”社会,但这样一个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支撑从“今天的全面小康”走向基本社会主义现代化,更不用说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了。
我觉得浙江的做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符合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层建筑也要改革。我们需要新的改革、需要新的开放,也需要新的制度体系,这就是通向未来的一个有效途径。
我个人最近也一直在说,我们需要“第三个百年”的概念。
我们已经有“第一个百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我们已经走向“第二个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百年。但“第三个百年”同样重要——那就是“改革开放百年”。如果我们从1978年改革开放算起,到2078年的百年,实际上,时间已经不那么长了。通往“改革开放百年”,只能通过改革开放的路径去实现。
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毛泽东同志总结出我们有三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
我们从现在开始,进行“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我觉得,也需要有新的法宝。我自己考虑,我们“新的三大法宝”可能是:改革、开放、创新。
“改革、开放、创新”,这“三大体系”是互为依赖、互为强化,改革开放是创新的前提,创新实现改革开放的目标。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在提倡“双创”,即创新创业。但是,我们实际上去看一看,有多少创新。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加入WTO以后,在前面这一波的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大量使用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技术,我们聚焦的是应用性的技术。这个促成了我们在短短的时间里成为了世界制造工厂,但实际上是“组装工厂”。
也正因为这样,一方面我们取得了快速的成就,但在另一个方面,让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的制约,例如被人家卡脖子、被美国卡脖子,美国和我们搞系统脱钩,搞高科技禁用,迄今我们自己原创性的东西还是很少。
这些原创性的东西怎么来?还是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
为什么改革开放是创新的前提?这里有很多的历史教训,我们可以看看。
首先是中国自己本身的经验教训。剑桥大学李约瑟先生所著的《中国科技史》多卷本,最近这几年,我都全部找来,再阅读一遍。中国从秦汉到唐宋,尤其是宋朝,中国科技是当时世界上最领先的。宋朝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宋朝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早于欧洲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海时代。郑和下西洋的船队,用今天一些美国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美国的航母群”,没有其他国家可以相比。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当时浙江、福建的“海商”也都同样很强大。后来,我们把“海商”和我们称之为东南沿海的“倭寇”混同起来了。实际上,如果从历史事实去看,“倭寇”的主体是日本人,但当时也有福建和浙江的渔民参加。只是朝廷当时不高兴,不喜欢这些民间的海商,所以就把他们称为“倭寇”!这表明,当时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政府能力,和福建和浙江海商们的民间能力都很强大。但是,由于朝廷的保守意识形态,中国从明朝开始进入“海禁”,清朝更是强化了这种“封闭政策”。所以,中国就在1840-1842、1856-1860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中,被人家英国、法国打败。英国如何打败我们?就是用我们中国发明的技术。
我们有四大发明。英国思想家培根说过,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个三大发明是西方近代世界的开端。火药从中国传到西方以后就变成火药学,作为一门学问。但是,火药在中国却一直处于应用阶段。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因为封闭,把很多技术都用于娱乐了,火药用来放鞭炮、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被人家打败就怪了。
所以,我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上大学的时候,大家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我觉得,这个总结不仅适用中国,而且适用于世界各个国家。中国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
第二个例子是苏联。我们今天强调“新型的举国体制”,就是为了跟当时的苏联模式的“老的举国体制”区分开来。
苏联是近代以来第一个最典型的举国体制。苏联的举国体制在早期也是取得了不少成就。近代以来,俄国一直是向西方靠近,一直在搞西方化,西方化是他们的主题。他们的现代化基本上就是西方化,他们主动引入了各种西方式的科研制度,早期受西方影响也是很大的。但是,苏联后来在跟美国的竞争中,为什么会被打败呢?主要是不改革、不开放、不创新。
就科技创新来说,不开放产生两个效果:
第一,不开放就没有科技思想市场。
科技创新需要不同的思想,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体制、甚至不同意识形态的科学家之间的思想碰撞。苏联因为搞计划经济,不开放,久而久之就没有一个“思想市场”;没有思想市场,他们也就没有了新的科技思想。苏联可以和美国竞争,把卫星送上天,但就是解决不了基本的民生问题。
第二,不开放就没有一个科技技术商品市场。
苏联当时只是和华约这些国家有贸易的。还有其它一些像越南、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卖一些军火,但是没有更大的技术商品市场。
大家知道,每一个国家的技术投入,这个投入的量是非常大的,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这些金融支持必须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果市场上不能得到回报,就很难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简单地说,苏联主要是因为不开放产生了两个结果:第一缺乏思想市场,第二缺乏技术商品市场。这导致了与美国的竞争中最后就失败了,这就是苏联的教训。
还有成功的经验,那就是美国。美国为什么强大,美国是不是因为像美国人所说的自由民主体制而强大呢?自由民主体制是一个因素,但是依我个人的研究,美国的强大比民主更为重要的就在于它的“三大开放系统”。
第一,开放的企业制度。
第二,开放的金融系统。
第三、开放的科教与人才系统。
美国的企业制度是非常开放的,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尤其是跟中国相比。我待会还会讲到这一点。第二,美国的金融系统也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第三尤其是美国的科教人才系统更为重要。在开放方面,美国在很多方面都讲对等开放,只有你向我开放的时候,我才向你开放。但是,美国在科教人才方面,永远是单边开放的。你不向我开放,我也向你开放;你不向我开放的,我使劲向你开放。
美国首先是个移民国家,吸收了世界上大量的移民。一战、二战期间和之后,美国吸收了大量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就是从德国再到英国,再到美国的。美国二战以前,还没有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科学研究都是欧洲科学家从事的。二战以后,随着《布什报告》即《科学,无尽的前沿》的发表,美国才转向了基础科研,但是是欧洲的科学家帮助了他们。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东欧移民到美国的人才,跟苏联竞争,最后打败了苏联。
今天,我们中国遇到同样的情况,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人才,跟中国竞争。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向美国输送了几百万的人才。当然,也有很多回来了,但大部分人还是由于各种原因留在了美国,帮助美国跟中国竞争。所以,现实是很残酷的。我一直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在世界人才市场上跟美国分一杯羹的话,我们如何跟美国竞争?对此,我们需要有很现实的认识。
那么,中国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做?我们希望“新的改革、新的开放、新的创新”。必须通过改革、开放,通过创新来构建几个重要的开放系统。
首先,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企业系统,塑造一个开放的企业系统。
美国的企业是互相开放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中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自顾自、都是互相不开放的。中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土豆,土豆跟土豆之间没有什么任何关系。中国国有企业都是一个个封闭的系统,什么都是自己做。美国的企业,像波音公司,一个公司可能有上千家企业给他供货。美国汽车工业也是这样。大企业向小企业开放,各个企业互相开放。这出现了几个效果。就相当于每一个汽车零件,不同的汽车零件、不同的部件之间,因为他们是不同的企业所生产,都在竞争之中。一个零件进步了,就要迫使另外一个零件的进步。
第二、互相开放促使了美国可以制定世界的技术、标准、规则。我们的量很大,但是因为我们只是一个个土豆,互相不开放,量很大,但大而不强,加起来还是土豆,不强。我们有没有世界的规则?我们有没有世界的标准呢?很少,甚至没有。
我们到互联网领域去看一看。互联网领域大家都认为是中美两家拥有最多的互联网公司,这是对的。但是美国的互联网是互相开放的,所以世界上互联网规则基本都是美国的规则;欧洲没有互联网公司,但是善于把市场转化为规则。中国既有市场,又有大量的互联网公司,但是我们只有内部的一些审查规则,我们走不到世界,我们走出去都要服从要么是美国的规则,要么是欧盟的规则。
另外一个领域里中国也是蛮先进的,即新能源车。新能源车是我们唯一一个可以跟美国竞争的领域。新能源汽车一大半都是在我们珠江三角洲,更有意思的是,新能源车的一大半、一半以上的企业家都是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但是,我们新能源车里面有多少的规则、有多少的标准。如果比较一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跟美国的产业,可以预见到,如果中国的企业不互相开放,那么我们不会有标准、我们不会有规则,我们还会受制于美国。
所以,我们要换一种思路,国企应当向民企开放,不要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做,大型的民企也要向中小型的民企开放,要互相开放。现在的PPP,实际上做得不是很好,PPP没有促进技术进步,反而导致了国资到处窜、与民争利,甚至造成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我们实际上可以以互相开放来取代PPP,这一改革会是突破性的。
第二,我们要塑造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从大英帝国到美国,都需要一个开放的强大的金融系统。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是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德国曾经想做开放的金融系统,但都被美国打压下去了。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上强大的国家,也必须有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
那么,这个怎么做?我想中国是有条件的。我们最近在提倡,中国要建立双金融中心。以上海等为中心的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为金融稳定服务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体制决定了中国的上海不能、也不会变成华尔街,上海这样的金融中心就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要为金融稳定服务。但是,我们有香港,我们能不能把香港跟大湾区的金融融合发展打造成一个可以跟华尔街竞争、有国际竞争能力的金融系统呢?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否则,香港怎么发展?香港这些年出了很多问题,现在被认为是被新加坡所超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临来的现象。香港的金融系统是为中国大陆服务的,为全世界服务的,而新加坡它的主要背景是东南亚,是东盟,要成为一个世界金融中心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如果香港不努力的话,确实会被新加坡所超越。香港如何保持它的竞争优势,并且更上一层楼,跟华尔街竞争?与大湾区融合,成为大湾区金融服务中心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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