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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新兴产业给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弯道超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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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0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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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创新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强调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创新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回顾和总结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取得的重要成果,自9月6日起,《国新传媒微信公众号》及《中国创新大会(世界创新大会)微信公众号》将连续推出大会领导嘉宾的精彩演讲内容,以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言献策,以最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在广东省广州市隆重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胡春华宣布开幕,李伟、王志刚、马兴瑞致辞。


       今天,我们隆重推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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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有机会来参加中国首届创新大会,我将从这几年创导新结构经济体的视角,来谈谈像中国这么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靠科技创新、产业升级进入到高科技行业。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去年人均GDP达到810美元,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现在正努力从中等收入向高等收入去迈进。但是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要进入高收入,会面临很多挑战。因为在1960年的时候,全世界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的时候,只有13个中等经济体进入到高收入经济。那么这13个中等经济体当中,有8个欧洲周边的国家,本来与发达国家差别不大,石油生产国,因为石油价格提升,他们也进入到高收入经济体,然后是日本跟亚洲四条小龙。所以这样来看,中等收入经济体要进入到高收入的概率确实不高,尤其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最近进入到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怎么样来克服高收入陷阱,现在是国内国外大家非常关心的课题。

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们就要了解经济增长他的本质是什么?从表面现象来看,现在经济增长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水平要不断提高,必须建立在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水平要提高,一方面必须靠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以及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不断涌现,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新的产业不断涌现的时候,必须不断完善交通、电力等硬的设施以及跟法律、金融,这是经济增长的本质。不断提高收入水平,必须靠这样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跟技术完善,对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都是同样重要。但是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发达国家因为他的产业、技术、制度都在全世界最前沿,如果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制度的完善,都必须靠自己。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技术完善当中有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参照,实际上有后发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有可能比发达国家发展的更快,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等收入。但是二战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长期未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探索有没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参照成功经济体的经验看看他们有没有一些本质特征。

根据经济增长委员会研究,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他们取得了平均每年7%或者更高的增长,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快速增长。我们知道一般发达国家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3%,发展中经济体如果能够取得每年7%或者更高持续25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增长,这样就可以缩小差距。13个经济体有五个共同特征,一是开放,二是宏观稳定,三是高储蓄率,高投资力,四是有效市场,五是政府有决心,有信用,有能力,但遗憾的是经济增长委员会发布研究报告之后,他的主席说这5个是一个成功经济体的必要条件,但不是成功的处方。我们知道药材跟药方不一样,成功的药材,不是成功的药方,药材对身体有好处,但是没有好的处方,药可能变成毒药。怎么样让中等收入国家维持比较长时间经济快速发展要深入研究。

从新结构经济体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发达国家劳动水平高,都是在资本层面技术很先进的产业。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水平低,平常在劳动力密集传统加工产业。为什么不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不一样,最主要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评估不一样,发达国家资本相对多,劳动力相对少,发展中国家一般是资本相对少,劳动力相对多,或者自然资源相对多。这样的不同的要素评估结构,决定了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的优势肯定是不一样,发达国家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绝对比较优质的产业,这种产业有竞争优势,劳动生产力比较低,收入水平低。经济发展的目前高收入水平,进入资本比较密集型产业。最终的发展目标是希望能够进入到高收入水平,必须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就必须先提升经济体里面资本的拥有量,让资本从相对短缺到相对丰富,如果这样你的产业就能够升级,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不断完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环境。

总的来讲,经济体制长期低收入水平,中等收入水平,缩小差距就更加慢。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认识,一个经济发展成功是有一个药方,有处方,按照每个经济体在每个发展阶段的要素发展经济,因为如果所有的产业比较优势,他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这样一个经济竞争力就会提升。国内国际竞争力强,创造的利润就会低,资本积累就会快,资本积累以后,产业升级,产业升级过程当中,一个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跟发达国家发展差距形成的优势,在这种状况之下,发展中经济体就能够不断跟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缩小,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

这样一个理论怎么变成市场竞争当中的选择?要求一个制度安排的前提,这个前提是说你必须在每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市场上面各种要素价格,能够反应各种要素。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的时候,资本价格就要降低,劳动力价格将要上升。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劳动力相对多、资本相对少的要素之下,会进入到能够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的生产过程当中,根据多用劳动替代技术,这是比较优势。

如果经济发展基本积累,基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短缺,这种状态下,资本价格就会下降,这样的价格信号,同样企业家为了自己的利润,就会进入到多用资本、少用劳动的产业,在这样的生产过程当中,都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最近广东这个地方,工资上涨以后,用机器人代替劳动力,自动化生产,这是资本比较密集的技术。

怎样才能够得到价格信号,反应各种要素形成,只有一种制度安排达到这个目的,重新竞争的时代,所以经济发展要成功,市场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安排。但是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是不断从劳动力比较密集,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向资本比较密集附加价值高产业转型,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企业家做新的尝试,尝试过程当中要冒各种风险。发达国家因为产业、技术都在世界最前沿,所以创新的企业家有新产品机制。而中等发达国家有些是世界前沿,企业家需要冒更多的险。一个办法补偿风险,鼓励他做新的尝试。

他要成功,有没有这样一个企业家精神,因为进入新的产业,首要技术力量、工人、工程师不一样;首要基础设施,电力、交通要求不一样;首要金融环境不一样。在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必须不断要有相对完善的硬基础设施,软的安全,企业家没有办法决定一个经济体基础设施和安排。

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前面讲的增长委员会经济发展成功五大要素,表现出来实际上是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体结构。经济发展要成功,必须两个制度前提,一个有效的市场,一个是有为的政府。如果比较优势发展,当然是开放,比较优势的产业,产品可以销售到全世界的市场,如果没有优势,就少生产、不生产。如果发展,竞争力,宏观经济比较稳定,增长委员会所讲的第二个要素。第三个最大竞争力,有竞争里以后,投资回报更高,储蓄率更高,创造更大剩余,这是第三个高投资、高储蓄。

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政府应该扮演因势利导支持技术不断创新,产业升级。产业政策是政府因势利导很重要的工具,主要原因,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产业升级非常多,每一种不同产业所需要的硬的基础设施、软的环境不一样,如果政策的预算支撑能力无限,可以给各种产业提供软硬件设施。政府可以用的资源有限,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把有限的资源做战略性选择、战略性使用。在这种状况下,必须选择有限的资源用在什么产业上面,得到最大的回报,这样的选择实际上就是产业政策。

谈产业政策的时候,国内国外学术界很多人反对,主要原因是过去很多政府用产业政策效果不太好,导致产业政策失败,很多人反对产业政策。仔细研究起来,为什么很多国家用的产业政策不成功,国家支持产业政策违反国家的优势产业。在政府所支持的行业中,这些企业在市场竞争下无自生能力。政府使用各种各样的补贴和保护政策,以支撑其初始投资和或保证企业的日常经营,这些政策导致资源错误配置和助长了寻租行为,经济发展的绩效欠佳。

如果经济要发展成功,产业政策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应该针对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什么叫做潜在比较优势?从要素生产成本来讲,已经符合这个国家的优势,要素生产成本国际上是低的水平,在总成本竞争,总成本里面包括各种,由于软硬基础设施费用,一个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市场上没有办法形成竞争优势,比如说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工资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很多国家,工资水平只有我们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在劳动密集型应该比较有优势,但是在市场上没有办法跟我们竞争,这些国家的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情况下,产业政策应该针对这种最有潜在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所以没有办法进入这个产业。如果政府产业政策帮助这样的产业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或者制度安排,这种产业很快就可以变成竞争性产业,它的产业增值就会成功。

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增加经济体,划成五种不同类型。追赶型产业政策,装备业,发达国家也有,但是发达国家同样的产品,它的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比较高,我们跟它有差距。比如我们一部装备在国际上卖一百万美元,但是德国的装备在国际上卖五百万美元,我们在追赶阶段。国际领先型产业政策,白色家电,美的、格力,在全世界已经属于领先地位。推出型产业政策,过去比较优势,随着要素积累,在广东密集型加工产业就很明显,比较优势,怎么样逐渐退出。新技术引发的弯道超车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出现新的业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主要靠高人力资本的投入,并且产品的周期、研发周期特别短,金融、物质成本相对少,积累发达国家相比有差距,人力差距上不大,我们有弯道超车的机会。国防安全战略型产业的产业政策,研发周期长,大量金融投入,人力资本也是要,虽然这些产业不具有优势。

像中国这样的人均收入属于中等水平国家产业,根据世界差距类型, 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产业怎么样制定产业政策?

历史上成功的追赶国家,从十六七世纪英国开始,到现在的亚洲四条小龙,都有产业政策。经济产业政策有一个明显特征,对标的国家,通常他的收入水平是一倍或者两倍之高,而且对标国家发展非常成功,经济发展非常快,收入水平是一倍到两倍之间。不成功的经济,经济体通常对标的国家是五倍、十倍、二十倍。像我们在50年代的时候,超英赶美,当时我们的经济跟美国,只有他的5%,美国是我们20倍,但是我们当时就想超英赶美,有七种赶超的产业政策。那么你要进入到一个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通常你对标的国家应该是他的收入水平在你的一倍到两倍之间。你比如说以广东的例子来讲,广东在去年人均GDP已经达到7万多人民币,按美元计算,已经达到1.1万美元。那你对标的经济体应该就是在两万到三万的经济体。如果像深圳,去年他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两万五美元,那你对标的国家就可以是美国、德国、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最主要,如果你对标的国家跟你收入水平差距不大,而且他经济发展非常地好,然后在这种状况之下,他有一些成熟的产业要逐渐退出,他退出的产业正好就是你可以进入的产业,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政府用一定的产业政策来支持我们这种追赶的产业,他就可以很快地取得成功。这种政策,你比如说可以支持我们国内的相同产业的企业,到这些发达国家去进行技术上面的并购或者是到发达国家预设的研发中心,或者是对你这些对标的国家,把这些企业招商引资过来,这样的产业政策就容易成功。

第二种类型就是说有一些产业,我们已经是在世界最前沿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大多在世界最前沿,发达国家对它在世界最前沿的产业,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来支持它呢?如果已经是在世界最前沿,你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就必须有自己研究和发展,研究是关于它的基础知识,在发达国家,在基础知识的研究,通常是由政府的财政来支持。比如在美国有国家科学文会的拨款,还有像在美国,生物制药是在国际领先的产业,所以它有国家健康研究院,每年美国政府对它的拨款达到几百亿美元,然后它在基础科研突破以后,企业就可以根据这些基础知识的突破来开发它的新的产品。新的产品当然是企业自己的责任,因为它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我们作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就像我们广东这个地方,小家电,实际上都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了,不管是格力的空调还是美的的这些电器。如果我们还想保留在这个产业,我们自己必须开发新产品,开发新技术。那这些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同样分为研究的部分和开发的部分,研究的部分当然需要我们政府支持,开发的部分由企业来进行。然后为了支持这个企业的开发,那我们同样必须设立一个比较好的知识产权保护,并且这些已经在世界属于前沿的产业,要进入全世界,我们也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到国际上去开发它的市场。

再有,一些过去我们有比较优势,现在由于工资上涨了,比较优势逐渐丧失了,对这样的一个产业怎么样来帮它们发展?一部分企业可以让他进入到所谓这些产业的微笑曲线两端,比如说这些加工业,它可以去做品牌,可以去做产品的研发,可以做市场渠道的管理,这部分通常讲起来人力资本比较密集,附加价值比较高。对中间加工的那部分,那就应该帮助这些加工企业转移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比如说我们内地或者是海外、南洋、非洲这些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当然我们单个企业如果要到海外去投资,面对的经营环境很不一样,需要政府帮忙,包括像抱团出海,然后跟承接的国家到绿色工业园,帮助这些企业,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就是前面讲的,它的特性是什么?就是它的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短,而且它的投入主要是人力资本,那在这方面,因为我们是人口大国,人力资本也多,再加上有很大的国内市场,所以我们在这种短周期的、新的这种产业上面,实际上我们有很多机会。那么再加上我们有很大的国内市场,如果它研发成功了以后,可以马上进入我们大的国内市场,降低生产成本,然后在国际上有竞争优势。我们国内在最近涌现了很多这种新的短周期的产业,包括像阿里巴巴、微信等等都是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政府怎么样来扶持这种产业?因为它是以人力资本的投入为主,如果说我们要帮助这种产业发展,那就要创造一些人才高地,可以通过像大专、大学研究机构的集中来培养人才,或者是把优秀的人才引来,深圳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地好。来了以后,他有一些新的想法,就应该有一些孵化的基地,让他把想法变成产品,然后进入市场。要进入市场,他从想法变成产品,还要资金,我们就可以有一些风险基金的支持,当然这是一个新的发明,所以必须要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能够这样,中国作为一个人力资本的大国,在这种弯道上成长很快。

还有一类型是战略型的产业,这种产业通常和第四类产业正好相反,它研发的周期特别长,可能十年、20年,比如说像我们新一代的战斗机,它的研发可能要20年、30年以上。而且它不仅要很高的人力资本投入,也必须要有很大的这种金融资本的支持,那这种产业照理说并不是我们的产业优势,但是有些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有些是跟我们国家长期发展有关的,对这类产业应该由政府的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发达国家对它战略型的企业也是由国家拨款直接来支持,当然拨款的方式可以有好几种方式,有的是对它科研基金的投入,有些是对它产品的采购,总的来说,这类产业是中央政府应该扶持的产业。但是这些产业如果在一个地方落地,比如说它在我们广州或者在我们广东落地,它的技术、人才有很多外因性,这种情况,我们地方政府也可以创造环境,把这样的战略型的产业吸引到当地来落地,然后对当地的其他产业的发展会有很多外部性的效应,提高整个地方的产业的这种水平。

总的来讲,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正在往高收入迈进,如果能够创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来支持这些我们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并且在仅可能的状况之下,利用我们的后发优势和我们的人才优势,那这样的话,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应该有可能比高收入国家发展得更快,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进入到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谢谢!

(注:本文由国新传媒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2017首届中国创新大会的致辞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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