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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把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

已发布

2020年07月0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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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对全球造成深刻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化也给中国发展带来挑战。日前,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知名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他认为,疫情已经给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二战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正在走向解体,全球化进程放缓。

“但危中确实有机!”郑永年说,越是有“脱钩”压力,中国越要向世界开放;越是面临“卡脖子”的问题,中国越要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越是看到疫情对全球造成的冲击,中国越要坚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强社会建设,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对于广东如何化危为机,他建议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地区嵌入型经济平台,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永久嵌入当地发展。以下是专访实录,IPP评论授权转载。

如何理解危机中育新机?

“卡脖子”却倒逼中国发展大国重器

  

南方日报:您怎么理解“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在您看来,什么是新机与新局?

郑永年:危机与新机相伴而生。很多事都是危中有机,要我们化危为机。比如,目前在制造业领域,美国可以排在第一梯队,日本和欧盟排在第二梯队,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排在第三梯队。如果美国强行与中国“脱钩”,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暂时性的困难,这是“危”。但这却又会倒逼中国企业加大科技领域的投入,持续创新,不断在技术上做突破,这又是“机”。美国向中国施压,卡中国脖子,但是这又倒逼着中国加大对科研投入,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奋起直追,发展大国重器。


另外,美国爆发了大规模社会抗争,对中国也有一种警示。为什么美国社会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中国既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蛋糕”做大,又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可持续发展。


此外,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正在解体,美国国际领导力衰退,国际格局正在经历大变局。越是如此变局,中国越应该主动担当大国使命,引领国际大变革,推动国际进步,这也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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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化危为机的建议

让外国资本、人才、技术嵌入本地

 

南方日报:落到广东,您认为危和机是什么?


郑永年: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第一大省、高度外向型的经济体。我认为,在中国所有省份中,广东是受当前国际形势影响最大的。无论是产业链的回流、调整,还是美国对中国采取的“科技战”,作为制造业大省、强省的广东都必然受到影响。


越是认识到危机之大、挑战之大,广东越要保持高度警惕,加快发展,化危为机。广州、深圳、佛山、东莞这些城市要加大开放的力度,加大产业升级的力度。特别是,要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吸引全世界的资本、技术、人才进入,并且不想走,也走不掉。


南方日报: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您有何建议?


郑永年:我一直在研究思考。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危机不断,但是核心技术始终掌握在自己手中,并没有外流。比如美国硅谷,从创新思想的诞生到技术研发再到关键零部件的设计、生产,都是在美国硅谷完成的,我称之为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欧洲也是如此,很多企业以及科技研发,离不开那块土地、那个平台。它们已经完全嵌入这个地区的生产链,离开这里无法运作。


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并让其不随国际形势变化而流动,关键也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式经济平台。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具有很强的金融服务能力,珠三角拥有较完备的经济体系、庞大的高技术劳动力,大湾区还有广东及周边省份的广阔市场,应该说条件非常好。粤港澳大湾区要打造共同市场,强化政策协调,要学习其他湾区的长处。


南方日报:您觉得让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的关键是让其在这一地区嵌入生产链吗?

郑永年:这是其中关键之一。除此之外,我们要建立吸引人才的区域环境。比如,提升教育水平,这涉及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要为高端人才解决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另外,还有社会保障、医疗、公共住房、基础设施建设等。要围绕吸引外国资本、技术、人才留下来,开展系统调研,做全面布局,做好各方面配套。



来源:南方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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